孙思邈、钱乙、张介宾、赵献可、王清任。
上一篇聊完针灸大家，我又把这些熟悉的名字想了一遍。总不能一提针灸，就另外找一批人吧？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、各家学说里反复遇到的这些名医，他们自己怎么看针灸？
提到孙思邈，先想到《千金方》；提到张景岳，想到温补；提到王清任，想到活血化瘀。可这些印象，能装下他们整个的医学吗？
沿着这个问题查知网，找到的材料比我原先想的丰富。许叔微的灸法、薛己的疮疡灸疗、吴昆的针药观，都有人专门研究过。
而且，读着读着，问题变了。
不只是他们会不会针灸，而是他们认为什么时候该用针，什么时候该用灸，什么时候又该交给药。
“方药家”这个标签，有时贴得太满
孙思邈的态度相当鲜明。
《千金要方》在讨论针灸时，说过“知针知药，固是良医”。对他而言，懂药与懂针，本来就应该放在同一个医生身上。
他的书里有针灸专门篇章，也在各类病证下记载相应治法。取穴、针法、灸法、宜忌，并非偶尔附带几句。我们今天熟悉的阿是取穴，也能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找到明确论述。
所以，把他只记成一位留下大量药方的“药王”，会漏掉很大一部分内容。
到了宋代，许叔微的材料更能让人看见具体的使用情形。
学伤寒时，我们会读他的《伤寒九十论》。其中就有“结胸可灸证”等篇，记述他如何判断，以及为什么在当时选择灸法。《普济本事方》还记了他自己腰痛、前期用药未效，后来采用灸药合治的经历。[1]
连他自己的病，也没有只在方药里找办法。
再看金元医家，熟悉的学术主张也会进入针灸。张从正讲攻邪，《儒门事亲》里就有针刺、刺血的治验；李东垣重脾胃，《脾胃论》中的针法同样围绕脾胃、元气展开，后来被高武整理为“东垣针法”。
“补土”“攻邪”首先是怎样认识和处理疾病的思路，并不天然只属于药物。
朱丹溪尤其值得多停一会。
我原先想到“滋阴派”，很容易接着想到滋阴降火的药。可2019年《中国针灸》刊登的《朱丹溪的针灸临床特色》，专门梳理了他的针灸运用，其中灸法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
《局方发挥》记载浦江郑氏的一次危重病情，处理过程中用了人参膏，也用了灸法。丹溪相关著作里，还有灸治疮疡以及某些热证的讨论。[2]
滋阴的医家，为什么也用灸？
因为“滋阴”概括的是他的一个重要学术倾向，并不是规定他只能用哪一类工具。具体到病人，他仍要考虑眼前的病机与病势。在这些记载中，灸法既有温助的一面，也被赋予疏通郁滞、使郁热外达等作用。
这些是丹溪及其学术传承中的解释。它们至少说明：拿一个“滋阴派”的标签去猜他的全部治法，很容易猜错。
外科医家那里，这种针、灸、药交织的情形更加明显。薛己的《薛氏医案》留下不少灸疗疮疡、配合内服药的记录；陈实功《外科正宗》涉及刺血、火针、挑刺等方法。
这里还得看清“针”究竟在做什么。古代外科的针，有时用于排脓、挑拨，与今天针灸科常说的毫针治疗不是一回事。读到一个“针”字，就把它们全算成同一种技术，反而看不清这些医家的本领。
李时珍则提供了另一种材料。他的《奇经八脉考》有经脉、病候及针药论治的研究，足以让我们知道，本草大家也深入讨论经络。但这与手上针技究竟怎样，仍是两个问题。
懂针灸，也会对针灸有保留
张景岳的说法，很值得放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针刺补泻里看。
他的《类经》《类经图翼》《景岳全书》，涉及经络、取穴、得气、补泻和灸法。谈到针刺时，他一方面解释各种补泻，另一方面又提出针“利于泻，不利于补”的判断。
这不是一句顺手写下的批评。
在《类经·针刺类》的“贵贱逆顺”一节，他追问的是：经典有些地方说虚则补之，有些地方又说形气俱不足者不宜针，怎样理解？
他的解释，把调和阴阳气血，与严重亏损时的补养区别开来。前者可以通过针刺调整；后者如果也一概指望用针调补，在他看来就可能误事。[3]
张景岳并没有把“补法”两个字理解成一种无所不能的补养。
我觉得，这比单独记住他赞成还是反对针灸，更有意思。一个重视温补的医家，仍然要追问：这份“补”，到底是怎样做到的？能做到哪一步？
汪机的《针灸问对》也有不少批评。他强调先诊察、辨经，再决定取穴，反对只问病名就照固定穴方施针；对部分补泻手法和流注说，也提出质疑。
这些争论就发生在古人内部。有人发展一套针法，也有人怀疑它是否讲得通、是否用得当。
吴昆的处理又不同。我们可能从《医方考》认识他，但他还写了《针方六集》，提出“针药二途，理无二致”。他把针刺的进退、动静、深浅，与药物的升降、作用特点相互比较，尝试用药理帮助解释针理。[4]
一个强调针药之间的相通，一个追问针刺补养的限度。把他们放在一起读，针灸史就有了讨论的声音。
清代的王清任也不能漏掉。
他的针刺论述集中在《医林改错》的“瘟毒吐泻转筋说”。文中谈刺血，关心施治部位与血管的关系，也明确谈到针药合用。
我们常用“活血化瘀”概括王清任，这个认识在他那里并不只落实为几张逐瘀方，也进入了他对刺血的理解。同时，他对针刺适用范围有自己的限制，并未认为所有虚实情况都能照用。[5]
王孟英则对灸法提出过另一类问题。他批评不辨病情、拘泥伏月施灸的做法，却也认可灸法在相应情形中的作用。他关心的是眼前是否适合，不能因为日历翻到了某个月，就省去判断。[6]
所以，说一位医家“批评灸法”，还得接着看，他批评的是灸法本身，还是某一种用法。
再往近代读到张锡纯，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好的落点。
研究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外治法的论文指出，他肯定针灸的价值，也说自己在这方面不敢称精。书中还引用友人卢显章的针治经验。[7]
这一点我很愿意保留。
熟悉经络、认可针灸、能够讨论针灸，不必统统改写成“精通针灸”。重视一门技术，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自己在这方面的长短。
钱乙、赵献可等人，这次找到的材料还不足以让我判断他们本人的针灸水平。我先留着这个问题，不用“名医都精通针灸”把空白填上。
回头再看，最初那种“这些大家似乎都是搞方药的”的感觉，确实需要改一改。许多人留下的医学，比我给他们记住的那个标签宽得多。
下次再读到“滋阴派”“温补派”，我想顺手多翻几页：到了具体看病的时候，他到底选了什么？
#中医名家#针药并用#灸法#医学史#古籍阅读
参考资料
- 李翠娟：许叔微临证灸法运用探析，中国针灸，2014（2）。
- 刘东明，高希言：朱丹溪的针灸临床特色，中国针灸，2019（10）。
- 毛伟波，江凌圳：张景岳针灸学术特色探析，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，2022（5）；原典对读：《类经·针刺类·贵贱逆顺》。
- 左海燕，等：吴崑“针药一理”学术思想探析，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，2018（3）。
- 李鲲，李哲，王宜：王清任针刺学术思想初探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，2011（1）；原典：《医林改错·瘟毒吐泻转筋说》。
- 江一平，邱世成：王孟英论针灸，南京中医学院学报，1986（4）。
- 张伟，等：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外治法探析，上海针灸杂志，2022（9）。
- 王东，殷克敬，任柯昊：浅析孙思邈对针灸医学的贡献，中华中医药杂志，2020（7）；原典：《备急千金要方·孔穴主对法》。
- 陈旭军：从东垣针法探析李东垣针灸学术思想，中医药通报，2022（12）。
- 张蕊，周美启，万四妹：汪机《针灸问对》针灸学术思想研究，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，2018（2）。